阿 布迪的头侧躺在微缩模型之上，在黑暗的环境里有光影在四周变幻，我们能结合音效识别出这些光影是各种暴力的象征——从天而降的闪光弹、闪烁的车灯； 阿布迪表情冷静，眨着眼睛，光影映出他的五官。 机械音的旁白响起： “兄弟，你应该拍一部我人生的电影。 ”以这简洁的开头，《邻居阿布迪》给观众们明确了本片的重要信息点： 微缩模型作为表现方式、暴力作为主题、黑人阿布迪作为主角。 阿布迪的真实人生经历是典型的——“因为战争逃离祖国，来到接收国却无法融入，暴力贯穿了其一生”。 阿布迪在旁边给演员们讲戏时，实际上是借着讲戏重述了自己作为索马里难民的人生故事。

　　这个影片展示了很多有冲突性的对比，但又平衡了影片的整体感受。比如，影片使用了微缩模型加动画特效的形式，看起来有些稚气，还有种幽默和荒谬感。演员们的无实物表演有点做作和浮夸，在几乎百分百还原的索马里微缩街景里，孩子们躲在残垣下探头探脑，多么可爱又残忍。但其所呈现的主题是深刻而严肃的——难民的一生无法逃离暴力——在暴力中成长，逃离之后也只会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用有趣的方式去化解暴力带给人的不适感，较为平衡的表达有四两拨千斤的力度，看似轻松却有深度地展示了诸多沉重的议题。

　　除了其创新的表达形式值得留意，《邻居阿布迪》还展示了影像可以是社群纽带、给大家带来疗愈的工具。导演，即阿布迪的邻居，以电影拍摄的方式，诙谐地展示了难民的苦难生活。影片在制作之后成为一个拥有生命力的媒体作品，永久存在于世界上，能够让人们跨越时空界限地思考战争和难民的议题。除了这样向外的、对观众的积极作用以外，影片本身在制作过程中也对阿布迪本人和更多的难民带来治愈。影片展示了制作的过程，导演和阿布迪将他们的工作室打造成了连接难民社群的枢纽。大家在扮演中欢笑着面对这些痛苦的回忆，不仅获得了快乐，还因为独特的身份而有聚集在一起的机会，实现了社群间的相互支持，无论是阿布迪本人还是其他难民同胞，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治愈。

　　阿布迪和导演都拥有个人网站。阿布迪的网站不仅有他教授的木工课程，还有他专门到社群里演讲的课程。尽管这些看起来有些“鸡汤”，但幽默的阿布迪确实拥有这样的魅力，他的改变足以给人们带来信心。难民在欧洲社会的存在一直是一个敏感又尴尬的话题，阿布迪对于难民社群的号召力以及他的改变，一方面能够为欧洲面对难民问题有积极的态度，另一方面能够为追求普世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体的人们看到受过创伤的人们如何通过影像获得快乐。

　　《邻居阿布迪》展示了电影的意义不只可以从“观看”电影一端去探索，还可以从“制作”这一端去探索。有一部讲述街头摄影的纪录片《墙纸与胶水》很有意思地从“观看”艺术和“制作”艺术这两个层面去探讨艺术的意义。导演兼艺术家本人JR以一些能够反映社会问题的地点为拍摄和展示街头艺术的舞台，比如边境、监狱、贫困社区。这些地方存在很多冲突和暴力，因为人们囿于生活，看不见自己也看不见别人。JR给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居民拍摄人像或群像，然后把打印出来的巨大尺寸的照片用胶水张贴在附近。他也在这些街区创办了艺术教育组织，教更多人拿起相机拍摄。这种对别人的注视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对自己的注视重新塑造了对自己的看法，感受到别人的注视满足了“被看见”的需要，提高自尊心。其中一位被拍摄的巴西女性写下“the discovery of the favela and of human dignity”，可以很好地回答影片探讨的主题——让更多人关注到应该被关注的群体，让更多人发现本应有的人的尊严。

　　当然，《邻居阿布迪》这类影片所展示的不停留在电影被“观看”的，不停留在展示其成为一个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文化作品之后的意义，而是电影在被“拍摄”的过程中、在其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作品之前的意义。简单来说，影片探讨的不是对于电影观看者来说有什么意义，而是对于电影制作者来说有什么意义。站在这个角度看电影能够更加体会到电影的魅力，尤其是对那些正处于困境之中、处于暴力之中的人们。他们会把电影事业当作一种精神支柱，在这表达和创作的过程中他们可以疗愈自己、接纳别人，走出过去、走向未来。

　　同样使用微缩模型来重现过去的纪录片还有《残缺影像》，运用黏土制作的微缩模型作为口述历史时的画面，重现了缺失的素材。黏土玩偶本身给人一种童趣的感觉，但是影片讲述的和却有着死亡的静默，这种组合加强了历史的恐怖感。影片以小见大的方式展开对个人家庭和国家历史的讲述。除了对比了导演潘礼德曾经快乐过的童年和发生后的流离人生，以表达对个体和家庭的伤害，也以他和电影的关系反思了艺术和的关系。他的邻居是一名导演，潘礼德的童年时光都在邻居的制片厂里度过，他喜欢站在后台观看拍摄的过程。他甚至会捡拾废弃的胶卷，在一个盒子和一盏小灯的帮助下观看。当他在烈日炎炎的树下听到飞机轰鸣时，他曾幻想掉下来的是摄影机，而不是炮弹——电影寄托了他的生存希望。直到红色高棉政权取缔了所有“个人主义的娱乐”，艺术从业者们参与劳动改造，自由的艺术表达被抹灭。红色高棉时期的艺术作品是令人失望的，它们无一不是为了目标服务。潘礼德用黏土小人和当时的电影档案素材来呈现邻居导演拍摄的影片类型和红色高棉时期的影片类型，同时他在旁白里表达了对于这种和紧密相关的艺术的批判：和电影同样具有表演的性质。他认为的终极幻想只存在于电影中，而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就像电影一样，美好但却是虚幻的。潘礼德运用被火烧的胶卷表达了艺术在和战争中灰飞烟灭这一令人心碎的感受，又运用电影类比了，是一个电影制作者会有的对于这段历史的思考。

　　在以、战争为主题制作纪录片时，动画的形式也能够弥补缺失的真实素材，并有其灵动之处。《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不可不提，这是一部动画纪录片，导演运用动画手法重新呈现了采访者的画面以及所述的过往场景，只在最后两分钟使用了真实的档案影像，以引起最大的冲击力。

　　灵感来源于导演本人，他曾是一位参加了黎巴嫩战争并目睹了贝鲁特难民营大的以色列士兵。影片开头，导演本人被战友找到，后者表示经常在梦中回忆参军时的事情，并询问导演是否有类似的体验。导演否认了，并建议战友找心理医生，然而战友却表示：“我来找你了，难道电影不是一种疗法吗？”当战友离开后，导演才突然发现自己也忘记了参军时的事情，他的记忆空白了，于是他决心启程寻找缺失的回忆。他去采访了当年的战友、朋友、心理医生和记者，在每次与熟人的交谈中，他寻回了一块块记忆碎片，并像拼图一样，慢慢想起来了他曾亲眼目睹过的毫无人性的大现场，而他正是实施杀戮那一边的士兵。旁人告诉他，他的大脑自动地将这段残酷的、令人惭愧的回忆屏蔽IM电竞，是为了保护他自己，尤其是在导演的父母也曾经历过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心里有无法原谅自己的愧疚感。影片就是通过这种解密一样的叙事形式展开了对历史和战争的反思。

　　本片使用的动画颇具亮点。据导演介绍，本片的动画创作过程复杂，影片最初是一个有90页手稿、在录音棚拍摄并最终剪辑成90分钟的视频影像，然后做成了故事板，绘制了2300幅插画，并最终改编成动画。这种结合了Flash动画、经典动画和3D效果的创新型的动画格式是由艺术总监Yoni Goodman引领完成的。

　　导演认为，本片使用动画是非常有必要的：“战争是如此的超现实，记忆又是如此的复杂，所以我想在优秀的插画师帮助下完成整个记忆之旅。”影片中有很多场景是很难获得真实素材的，一方面是人们在采访中提到的那些景象是超现实的，动画就是重现的好方法；另一方面，“我”和战友频繁讲到梦境，im电竞平台官方梦境在本片里占有很大的篇幅，缺失的回忆指向“PTSD”，探索扭曲的梦境以及寻找失去的那部分自己指向“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梦境，用弗洛伊德的哲学来解释，是潜意识的表达，能够反映得不到解决的冲突、得不到满足的。影片前半部分频繁展现的怪诞又残忍的梦境都有诡异的色调和光怪陆离的氛围，仿佛被硫酸泼了，以此表现“我”记忆和精神的混乱。动画就像是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之间的桥梁，“我”的记忆和梦境真假难辨，荒谬得来又有真实的诱因，只有动画有这种能力和自由去重构没有逻辑的梦境，所有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情节和氛围都可以在动画中得到重构。

　　另一方面，影片最后两分钟毫无遮掩的真实影像和前面的内敛的动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观众沉迷于前面相对平实的画面、对大还没有非常强烈的负面情绪时，突然出现妇女们悲痛欲绝的哭喊的真实画面，悲愤交加的她们无处可宣泄，仿佛要冲出屏幕来围住观众，一下子刺激到观众的神经。观众们被从虚假的动画世界里踢出来，曾经的第三者的旁观感被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直面失去孩子的妇女的痛哭流涕，战争中的华尔兹一点都不浪漫，只有残酷。这种对比带来的冲击足以让观众在瞬间掉入沉痛的黑洞，无法自拔。

　　影片在结尾确实回应了开头，老战友过来找“我”想要获得精神解脱，而结尾确是“我”在不断敲打回忆、诘问自我后找到了答案，并且将整个过程用本片呈现出来，将反思的范围从他个人扩展到所有观众。导演认为真正的反战电影不该有令人澎湃的英雄叙事。本片没有展示战士的英勇和光荣牺牲，取而代之的是让观众随着“我”的觉醒逐渐意识到自己原来也是加害者的恐怖和惊悚。

　　影片满足了参与电影制作的所有人打包自己回忆、纾解愧疚感的需求。除了导演逐渐寻回记忆，影片里的重要人物之一，Roni Dayg也感到了解脱。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提到，看到自己最痛苦的记忆以动画的形式展现，感觉很奇怪，但是影片出来后他也感觉松了一口气。当年他成为唯一一个幸存的士兵后，他就一直对其他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感到愧疚，但这部影片帮他结束了这一切，他甚至接到了老朋友的电话。

　　电影制作是一种修复个体创伤的方式。像《和巴什尔跳华尔兹》和《残缺影像》是专业的导演通过电影制作得到疗愈，有一些教育或疗愈的机构也会使用影像创作为非专业人士提供帮助。比如美国的“I Was There”项目，专门为退伍军人提供影像教育，他们拍摄的作品会被展示在官方网站上。通过拍摄影片，im电竞平台官方老兵们得以多次回溯记忆，一次一次重构和抚平创伤，并通过作品与他人交流，加入到社群里获得归属感，同时也能获得外界的理解和支持。影像制作的全过程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创伤，构建新的意义。

　　获得2020 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单元纪录片导演奖的《地球是蓝色的像个橙子》是在战区NGO组织的电影培训课堂中诞生的。导演伊琳娜·西利克（Iryna Tsilyk）在 NGO组织 Yellow Bus 里教授电影制作，遇到了纪录片的主角家庭。这个家庭由妈妈、两个女儿和一个弟弟组成，位于乌克兰的顿巴斯，那里从2014年就是亲俄派和亲乌派的交火之地。尽管周围环境危机四伏，他们依然热爱电影，甚至在家里和社区布置了片场进行拍摄。他们共同撰写剧本，姐姐负责摄影，妹妹负责录音，而妈妈则担任现场导演和后期剪辑。有一幕是一家人一起窝在沙发上观看《持摄影机的人》，巧妙地揭示了本片“元电影”主题。

　　纪录片还记录了姐姐考入摄影系并获得全额奖学金，妈妈和女儿喜极而泣地打电话给外婆。姐姐在学校学习摄影，逐渐成长为成熟的摄影师。战区的生活不好过，母亲需要去领政府按人头分发的生活物资，烟囱坏了还得自己动手修。然而过圣诞节的时候，姐姐坐火车回到破烂的战区家乡，在火车上和妈妈打电话的时候说：“我给我们买了相机还有录音设备。”

　　故事的是他们自制的影片在社区放映。导演没有展示最终成片，而是聚焦观众的表情， 大家有哭有笑。电影不仅是这一个家庭的精神纽带，也是整个社区的。尽管战争带来苦难 ，但社区的每个人都在寻找生活的乐趣，并互相关爱。 妈妈说： “我们的家人和回忆都在这里，我们何去何从呢？ ”她们与这个社区紧密联系。 战争是这一家庭无法逃避的苦难，而他们选择用电影来讲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战争的恐惧。通过电影来重述创伤，他们让社区里的所有人得到感情的抒发，这也是创伤疗愈的一种方式。

　　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了取材和拍摄整个过程的心得。她说，在 Yellow Bus 教授电影课程时就体会到了电影在战区拥有的强大凝聚力，而且在战区观看电影的这种体验几乎是超现实的。课堂上播放着《末代皇帝》，外面炮声隆隆，看着电影的孩子们却目不转睛。对于那些从小生活在战区的孩子们来说，战争几乎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电影却能超越现实，将他们带入虚拟的世界，暂时忘却了现实中的苦难。她在这一刻深刻体会到了电影的魅力，而这种超现实的感觉在到达主角家中更是达到了巅峰。电影给了他们一个可以集中注意力的空间，成为他们共同追求的事业，这种共同的关注帮助他们远离了现实世界。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片的名字“地球是蓝色的像一个橙子”也是选自一首超现实主义的诗歌。这个名字也许也是对战争的控诉——地球本来是蓝色的，而现在充满了发出橙光的炮火。

　　这些纪录电影深刻地展现了战争或对个人和社群的痛击和创伤，从《邻居阿布迪》到《残缺影像》，再到《和巴什尔跳华尔兹》和《地球是蓝色的像个橙子》，每部作品都以独特的方式揭示了人们在动荡与苦难中或之后通过电影制作寻求希望和疗愈。热爱影像的人们，运用电影这一媒介，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历史和重叙现实，更是为了唤起关注、治愈创伤、促进理解、实现和解。通过这些作品，观众不仅可以了解暴力和冲突仍肆虐于人类社会的残酷现实，也能感受到电影是黑夜中的光，让人们看到了彼此，展现了人性的坚韧，保存了人们对美好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