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最为大众熟知的身份，自然是电影人。她出演的《末代皇帝》《太阳照常升起》，已成为影史经典，然而，她同时也是一位严肃的写作者。在她最新出版的自传性散文集《猫鱼》里，陈冲从祖辈的往事，写到家人，写到自己的少女时光，参演电影的经历，以及自我的成长。

　　下文选自《猫鱼》中有关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一篇。陈冲回忆参演姜文导演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她一开始羞于念出林大夫的台词，因为“这个人物是那么不知羞耻地裸露，如果在现实生活里，那样的言行会让我无地自容的”。但随着姜文的引导，她逐渐认识到林大夫这一角色的魅力，“林大夫真，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特别由衷”。她说，“在我心目中，姜文是个天才”。

　　我给姜文发微信：我想写一篇参演《太阳照常升起》的文章，你有什么可分享的资料吗？刺激或提醒一下我的记忆。

　　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我俩在兴国宾馆聊天。我依稀记得湿土的气味弥漫在空气里，巨大的雨点敲击着一切，一道闪电划过天空，照亮一片青草，雷声隆隆响起，天色渐渐暗下来……聊了些什么却已淡忘。我有模糊的印象，他买了一篇小说，想改编成电影，但完全不记得他邀请我去演里面的什么角色。我怎么会记得天色和气味，却忘掉了更重要的事情？或许是他记错了？

　　好像是博尔赫斯说的，我们是我们的记忆……那个不断变形的幻想博物馆，那堆破碎的镜子。从逝去的时间里，记忆只选择某些碎片，我们似乎总是在企图用碎片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现实，而记忆的选择又往往不是在发现，而是在隐藏事实。

　　我想起黑泽明的《罗生门》，影片里四个证人，各自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但都同样可信，从而破坏了我们对绝对真理最基本的信任。后来心理学家们用这个概念发明了“罗生门效应”这一科学名词，来形容目击者记忆的“不可靠性”。

　　第一次接触这部电影，是在姜文的工作室——一栋坐落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内的红墙房子。按他的话说，那是他的“文化人民劳动宫”。门前种着常青树，院子里似乎总有些跳双摇、挥高尔夫球杆之类的活动，厅里似乎总有那么一群“快乐的单身汉”。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每次我去，大家都会做起平板支撑、俯卧撑、瑜伽，或者什么其他时髦的健身动作。我常会被叫出来跟某个陌生的小伙子比赛俯卧撑——我每撑一个，他得撑五个。小伙子一般都会上当，因为我那时候能一口气撑二十个，女人里挺少有的。

　　那一天，姜文带我进了他的放映室，让我坐在一张舒适柔软的单人沙发上，嘱咐身边的人拉上窗帘，开始讲他脑海里的一部电影。我有些诧异地看着他——半坐半躺在另一张沙发上，闭着眼睛形容起一个村庄。一会儿，我也合上了眼睛，世界就只剩下了他的声音——

　　……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呢？那种旧的墙，和头发色儿的草顶。我们一般看到的草顶，是变旧的，是黑色的。所以有时候，这个村庄有些新草顶。新到什么程度呢？它有时是黄的，但是这草在黄之前，它还绿过。所以还有嫩绿的草顶，甚至让我们觉得这草顶是活的。

　　有些草顶上可能站只鸡，有些草顶上永远有只鸡，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在上面了。还有徽派建筑式的房子，白墙黑瓦；还有像吊脚楼似的，全木结构的。这些东西都是很久以前已经被错落地放在村子里面了，似乎在有人住之前，这村子就已经这样了。

　　……这村儿有雾，雾到什么程度啊，不是每天有。一旦有的时候，就像眼前的追光似的，随着人走，有一个直径四五米的范围。你往前走，所有的东西就像舞台穿过追光一样渐显，通过你再渐隐。

　　人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尤其动物呢，经常是一头驴，一头牛，似乎它们不是为了干活的，一直到蹄子那儿都是干净的，焗了油，而且色儿跟我们常见的不太一样。驴，可能是的驴，可能脖子上这两道是红的。总之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没有那种扎眼的不一样。

　　第一印象是熟悉，对，比对还对。第二印象开始发现，哎……这驴是见过，这色儿没见过。于是渐渐开始有上当的感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植物也是这样，可能有一种像滴水观音似的植物，但是上面长着西红柿……你让小孩画一张画，他会特别自然地把植物安排在他想要的位置，但跟实际是不一定有关系的，包括颜色。这个分寸在于，第一眼见到的时候，不能立刻让人猜疑，一定要是第三第四眼的时候，已经认可了，已经熟悉了，也已经上当了。

　　另外呢，雾还分上下层，有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脚，看不见头；有的时候我们能看见胸，看不见脸和脚；有的时候，看见脑袋，看不见人。这雾还能走，这块是平的，另一块“唰”就过去了。所以随着人的视线在雾中走的时候，除了动的东西渐隐渐显，静止的东西也渐隐渐显……

　　不知过了多久，姜文的声音停了下来，我慢慢睁开眼睛，窗帘的缝隙里透进一道金色的夕阳，屋里的几个人如梦初醒。我坐在沙发上半天没有动，感到一种莫名的特权，好像有人跟我分享了他最难以名状的和最原始的恐惧——他潜意识里的私密仙境。那是我没有去过的地方，但也不完全陌生，仿佛梦里见过，仿佛我被另一个人梦见了。

　　两年后的一天，我的经纪人发信说，姜文要开拍新戏了，他想请你参演。我问，剧本呢？经纪人回，姜文说你已经听过了，他说你知道里面有一个非你莫属的角色。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那天听到的故事里有哪个角色是非我莫属的，但是我二话没说欣然应邀——在我心目中姜文是个天才。

　　出发前一天剧本终于寄到了，摸上去很薄，好像最多二三十页。打开一看，里面的一张条子上写着：这是电影四个故事中的第二个，你的角色是林大夫。

　　林大夫就在这个宜人的校园工作和生活。故事简洁、诗意，人物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都像一种神秘的速写，隐喻着更复杂的经历。林大夫与老唐（姜文）有染，心里还暗恋着梁老师。我只是一路纳闷，姜文怎么会认为我是林大夫呢？她是我们上海人骂“十三点”“花痴”的那种女人。我在生活中十分克制，自认为跟那样的人相差甚远。

　　回想起来，林大夫的有些特征，或许是我给姜文的某种印象。比方我从来没有吹干头发的习惯，有几次洗完澡直接去了他工作室，头发还是湿的，他会说，湿漉漉的真新鲜！剧本里林大夫的头发和她的一切也永远是那么湿漉漉的。

　　还有一场戏，林大夫双手扒着二楼的窗台，笑盈盈地跟另一扇窗台上吊着的梁老师说：下面有草，松手跳下就行，我先走了。说着她就消失了。几十年前——我们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姜文和我在洛杉矶参加了个什么活动，结束后我带他到新搬的家里去玩。停下车走到门口，发现自己忘了带门钥匙。房子在山坡的树丛中，我爬上了一棵大树，然后跳到屋顶上，再从另一边爬到了客厅的阳台，从落地窗进了客厅。不记得那晚姜文是跟我一起爬的，还是我先爬进去，开了门让他进来的。也许姜文让林大夫爬窗，跟那次的经历有些潜意识的关联吧。

　　到达昆明的时候，大部队还在另一个景点拍摄，我独自逛了两天街。在邮件里我告诉丈夫，“昆明的空气比上海的要清爽许多，气候也四季如春，有些像旧金山，但是更滋润一些。老城的窄街上有各种少数民族的手工艺品，还有从尼泊尔来的耳环手链。我给孩子们买了手绣的布鞋和银手链，给自己买了像一串串迷你葡萄那样的绿耳环，但是我还没有看见能为你买的东西，明天再去找找，希望能圣诞节前赶回来给你们”。

　　拍摄《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姜文和我只同演过一部《开》。当时他是客串，我演一配角，好像只有一场戏跟他同框。有一天他拍完了自己的戏，在一旁看我，提醒我说，身体别泄着，挺起胸提点儿腰。我天生有些驼背，一辈子都在纠正，大多数人感觉不到，但是他马上观察到了。

　　我进组时《太阳照常升起》已经开拍两个月，演职人员都已进入状态，而我初来乍到，心里完全没谱，所以非常紧张。姜文随意地让我把林大夫的台词念一下。我一开口就感到脸红耳热，磕磕绊绊地完全不知道该使什么劲。姜文眼里流露出不可名状的疑虑，好像我跟他记忆里的人有出入。

　　那天我给丈夫发了邮件：“今天我让导演失望了。那些台词的分寸太难把握了！你知道我的脸皮多薄，很难在一个陌生的化妆间说演就演。而这个人物是那么不知羞耻地裸露，如果在现实生活里，那样的言行会让我无地自容的。我需要找到自信，好在这个礼拜不拍我，只做试妆造型……”

　　在服装间试衣服的时候，姜文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小时候我们大院，有个像林大夫这样的阿姨。她三四十岁，皮肤好身材好，鼓溜的，是一个最带有人性化表情的人。这个阿姨跟孩子说话，或者给个糖，或者胡噜胡噜头的时候，孩子会被家长拽到一边，说，别理她，她是妓女。虽然他们不懂什么是妓女，但心里会“咯噔”一下，而且从此开始明白妓女是怎么回事。没人解释过，都是无师自通。她衣服里隐约透出的带儿和三角裤，白布的带比现在的那种宽，从肩膀下来是反着的“八”字……

　　这故事提醒了我，那些男孩记住的不仅是她的内衣，他们也记住了她是“最带有人性化表情的人”。林大夫真，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特别由衷。

　　一天姜文拍完戏后来到服装间，看见我在镜前试衣，皱起眉头说，这是一件医院的白大褂啊。我身边的造型设计、服装师、化妆师都有点蒙了，林大夫不是就该穿医院的白大褂吗？姜文接着说，我要的是赫本在《罗马假日》里的那件白衬衫。屋里的人都警觉地体会着他的意思，但还是茫然。他接着解释，就是那种一眼看上去是件医院的白大褂，但其实完全不是。你们回去看看《罗马假日》，体会一下那种漂亮，帅。他指着白大衣的下摆说，“冲美”腿上的肌肉好看，你们得把这衣服剪短了，但又不要太短，正好露出一点膝盖上面的四头肌。姜文那些年叫我“冲美”，后来组里年轻人也跟着这么叫。

　　两天后我们重新试改过的白大褂，姜文又提出了他对袖口的想法：袖口不要纽扣，要露出半个小臂，但不要圈起衣袖，而是那种四分之三的袖长，开着点衩……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导演如此细腻、如此具体地设计服装。在日后的拍摄中，这件姜文记忆里、想象中或者梦里的白大褂，成了我的隐身服、林大夫的红舞鞋。

　　《太阳照常升起》的第二个故事，是由一桩“摸”事件展开的。学院广场上放露天电影《红色娘子军》，银幕上一对女兵跳起双人舞，她们的腿冲着镜头朝天踢着，越踢越近。银幕正反面都是人，有的坐在小板凳上，有的站着。当女兵踢高着腿跳到镜头跟前时，突然有人喊“抓流氓啊！”全场一片混乱，正在看电影的梁老师也莫名地跟着人群逃窜，最后被抓住了。林大夫自告奋勇地说自己被摸了，为的是要“救”她暗恋着的梁老师。

　　为了确认罪魁祸首，院领导老吴让林大夫站在一块白被单前面。隔着被单，嫌疑犯们被编了号，挨个上前摸林大夫的。她如果认出哪只手是看电影时猥亵她的，就叫停。

　　“预备—开始！”我撅着坐在白被单前，全组工作人员屏息凝视，我突然窘迫。姜文见我有压力，笑嘻嘻地说，你觉得这是一件特刺激、特好玩的事，一会儿凝神细品，一会儿忍俊不禁那种感觉。我发现姜文说戏总是那么简单、具体、可行，而且他的选择也总是那么意外、有趣、脱俗。

　　摸完一轮以后，老吴宣布测试结束。我从带轱辘的椅子上“噌”地站起身，说，那天看电影我是站着的，跟坐着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能不能站着再试一次？演完一条以后，姜文说，你把椅子踢一边去。我绷直了腿用脚尖轻轻踢了一下椅子，它慢慢滑向一边，像一名依依不舍的舞伴，把我一个人留在聚光灯下独舞。不知是肢体动作让我感到，还是支配了肢体动作，空气里仿佛弥漫出浓郁的男性荷尔蒙……

　　拍完后我去监视器看回放，屏幕里这人虽然脸熟，但也陌生，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是这个样子的。姜文说，这就是你，平时你老爱装正经。

　　从第一次读剧本开始，我一直在为第九十九场感到为难、发怵。在这场戏中，我将厚颜无耻地向梁老师求爱。或许在潜意识里，我其实期待能像林大夫那样，裸露一次？人总是恐惧自己所向往的，向往自己所恐惧的。

　　连你都上当了？！哈哈……我就是要引火上身，然后再道出事出有因。我得先让他们认定——是你摸了我，再让他们醒悟——我对你有感情……

　　问得好！问得好！这个时候是最能救你的时候。我早就设想好了，你一摸我，我就大叫，就等他们最后问你那句话：“梁老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们要是这么问，我就立刻转身扑向你，一把搂住你！大声说给他们，我爱他！我应该被他摸！我是他的人！

　　可惜，可惜。他们竟然少问了一句关键的话。老吴太愚蠢！对不起，我没救成你，但是我想救你！放心！我会继续想办法。一定让他们最后明白你摸的就是我。他们不能抓走你！知道吗？那天你一碰我，我就立刻闻到是你。什么手软不软之类的话，都是骗他们的！每当你来医务室，我老远就闻到了你，你还没进门，我就难以自制，就得深呼吸。离我十米远，我就开始脸红。两米远，我就心跳加速。那天给你包扎手指，你晓得我有多么难？你离我太近！闻到你，我心慌，胸闷，随时都要昏倒，就像，就像一下子得了各种病，可又不难受，甚至幸福，甚至快乐。那天，你就在我身后，又离我那么近，你的手一摸到我……我就不行了，就想立刻栽到你怀里……

　　林大夫，你今年可能三十六，也可能四十六。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在我看来是个十六岁女孩的感觉。

　　说罢，im电竞登录网页入口扭身就走。门被重重地关上！可瞬间门又打开，林大夫迅速返回。她像换了个人。和蔼可亲，善解人意。

　　我知道，我知道，你实在不放心我。其实你的心里跟我想的一样，你紧张，你羞涩，你不好意思。这些我能理解。现在表面上是我一个人在表达感情，可是，我敢肯定，我同时也是在替你说出你心里的话。对吧？我一离开你，脑袋里就全是你。刚才我本来想走掉的，但我不能那样离开，我怎能让你再受伤害呢？（停了一下）可我又不能老坐在这里，闻到你，我就说不出来的激动……不行，我不能再待下去了，我肯定会休克，我一休克就跟死了一样。我太了解我自己了。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再说了。我心跳得厉害，胸闷了，胸闷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必须走了！

　　这可怎么演？拍摄那晚，我们在现场走了几次戏，姜文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宣布停拍。夜里我给彼得发了邮件：“结果今晚什么也没有拍成。现在刚过了夜里十二点，我们一个镜头没拍就收工了。导演对服装不满意，不过说不定是走戏的时候，我的状态不对。停拍也好，也许明天我会更有把握一些。这场戏至关重要，也非常难演，我祈祷上帝不要让表演的精灵弃我而去。我觉得我是为了这场戏而被聘请来的，它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的原因。我想做到淋漓尽致，但我没有信心能够达到。”

　　停拍后我们回到服装间，姜文翻看着那里的各色布料，说，图案得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但是又要干干净净的。外面穿的雨衣得透明到跟没有一样，而且不要那种软绵绵的塑料布，要挺拔有型的。“的确良”的裤子，要接近“冲美”的肤色，有笔直的裤缝，挺得像两把刀那样。

　　第二天，新服装做好了，非常好看合身——黑底白圈圈的衬衣、全麦色的裤子和透明的凉鞋。望着镜子，我觉得自己很像记忆中母亲年轻时的样子。我走进现场的时候，姜文在看着镜头，跟摄影师讨论着墙上的光影，路灯透过玻璃窗外的雨水和白帘照进来，几何形的影子在墙上波动。工作人员在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着雨水滑落的速度和流量。

　　姜文看见我进屋，抬起头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满意了。排练的时候他说：“记不记得那些得了奥斯卡奖的演员在领奖台上的样子？那种一面哭一面笑，喘不过气来的激动样子，同时还被自己的激动所感动？”我一听就乐了，马上明白了该使什么样的劲。记得他还给我听了一段意大利歌剧，好像是普契尼作的《贾尼·斯基基》中的《我亲爱的爸爸》。那是一个女儿在煽情地表达对父亲的爱，夸张得有了喜剧感。这段音乐让我从另一层面感到了他想要的基调。

　　终于一切就绪，我浑身滴着水珠，在暧昧、缠绵的光影中，从门口无声地闪了进来。此情此景让我感到某种原始的渴望在身体里流动，一泻千里的倾诉欲油然而生。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诉说了几分钟，但没想到对方的反应完全不是预期的那样。一气之下我转身就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梁老师刚要松一口气，我又开门回来了。这一关和一开之间的节奏、情绪变化没有任何过渡。排练的时候，我按自己的习惯、套路，撞上门，下一秒再推开，有个自然的停顿。姜文说，你在“砰”关上门的同一秒就开门回来，越快越好，进来跟换了人似的。

　　一开始这个节奏对我有些“不自然”，但我选择去信任姜文的直觉。拍了两条以后，我开始看到这个动作的独特和精彩——好比在听音乐的时候，期待中的两拍“啪——啪”意外地以一拍“啪啪”出现，熟悉的音符便瞬间传递出全新的感情，给人惊喜、触动。林大夫的那股子劲，就是通过踢椅子、关门开门这些小动作，变得栩栩如生、独一无二。作为一场幽默的戏，这样演也是更有效的节奏。

　　一场五分钟的戏，几乎全是我一个人在自说自话。如果姜文没有让化、服、道、光影和摄影机为我抒发，如果他没有启发我对气息与节奏的运用，它会多么无趣甚至难看。

　　两年后看完整影片的时候，我发现剧中的三个女演员，各自有这样一段长达几分钟的独白。周韵的那段，是在一间巨大的、荒废了的厂房里拍的。太阳从破旧的窗口照进来，水泥地上一块一块的光，空间里却是幽暗的。她挺着大肚子孤零零站在当中，头顶莫名射下一束舞台的追光，照在她身前整齐排列着的遗物上。摄影机不停地围着她兜圈，让人感到天旋地转——这是一个将要疯掉的女人，在跟死去的、移情别恋的丈夫倾诉。

　　孔维的那段是在新疆的戈壁滩上拍的。层层叠叠、无边无际的沙丘上，两个女人骑着骆驼在夕阳里向我们走来。一阵铜铃般的笑声从远处传来，然后我们才看清她是谁。骆驼背上，孔维身着西装头戴草帽，在跟周韵讲述着自己的未婚夫——他如何不要脸地勾引她、爱她。笑声在浩瀚的沙漠回旋，说着说着大朵大朵的雪花开始飘落。这个从南洋嫁过来的女人，在她人生的第一场大雪中，憧憬着与爱人的狂喜。

　　是姜文的电影“炼金术”，使这三长段的独白在银幕上歌唱和荡漾起来，令人感到文字以外更神秘和抽象的寓意。他的审美是“离群值”——远在大数据曲线以外。他对演员的观察也比绝大多数导演更为细腻、敏感和准确，而且是投入了感情和想象力的。他发现到我们各自独特的、自己都未意识到的活力和能量——那些如果没有在这部电影中释放出来，就无人知晓的宝藏。

　　后来，我因为扮演林大夫得到了“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配角，和“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女配角。我跟姜文说，我在戏里的每个眼神、喘息、扭动都是你挖掘出来的，你是我见过最会讲戏的导演之一，或许都不是“之一”。姜文说，哪儿啊？我不记得跟你讲什么戏啊，是你自己演得好。看来在记忆面前，我们的确都是“不可靠叙事者”。

　　老唐和梁老师躲在门口，探出半个脑袋，窥视着走廊那边。只见林大夫拎着一个网兜，里面放了吃的东西，来到老唐家门前。她整理了自己的衣服和头发，然后像跳踢踏舞那样，嗒嗒嗒嗒！很有节奏地用鞋跟敲击了几下地面。

　　在这两场戏里，林大夫的样子坦然快乐，好像在病房里跟梁老师求爱未遂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拍完后我悟到了，她从来不让男人感到歉疚，这是她可爱的地方。我似乎总是这样跟角色擦肩而过，回眸时，才看清楚演的是谁。

　　电影上映后，有些观众企图用因果逻辑去解释梁老师的死——有的说是林大夫害了他，有的说是老唐害了他，或者是他俩联手害了他。其实这事跟三个人的关系毫不搭界，他们仨都是这个荒谬世界的一分子而已。正如加缪在《局外人》中阐述的存在主义哲学那样，梁老师选择死亡，也许是他认识到了世界之荒诞，人之无能为力，生命之无意义。

　　二○○五年圣诞前夕，我归心似箭地坐上了回家的飞机。当我俯瞰云层下渐远的翠湖时，突然觉得这个梦还没做够，这个约会还没完，甜品还没来得及上……我曾每天沿着湖边，走去云南大学拍戏或者看姜文导戏。湖面上飞的不是野鸭，而是江鸥，让人觉得异样。云南大学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建造的，让我联想起记忆里上海医学院的院子和楼房。那是我梦中常去的地方—母亲穿着白大褂IM电竞，带我去实验室的动物房，教我用水管冲洗两个很大的笼子和里面的猴子。它们跳到笼顶倒挂着躲水的样子很可爱，忧郁的母亲笑起来，她的笑声在我心里漾起层层涟漪。

　　我想起云大那栋朱红漆的木建筑，从骑楼上可以看到院子里的大树、草地和野花，那么赏心悦目。我们在那里拍戏时，云大的一位领导过来看我们。我问他，这楼是什么年代盖的？那么好看。他说这是原校址的一部分，有近八十年历史了。然后他的目光变得遥远，沉默片刻后告诉我，他学生时代曾经住在这里，当时全校最美丽的一名女同学，就在这栋楼里被和杀死了。他重复地说，她真的很漂亮，舞也跳得很漂亮……

　　二○○七年，《太阳照常升起》被提名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我在地中海的阳光下再次见到姜文，他比拍戏时显得年轻许多。戏中未曾与我同框的周韵、孔维也在那里欢聚一堂。威尼斯是我此生到过最美丽的城市，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造的建构能跟它比拟。我依稀记得那里纵横交错的水道，映照出黄昏的彩云和古老的建筑；夜幕降临时，姜文、周韵与我和丈夫穿过一座千年石桥，行走在圣马可广场上，无数白鸽在半空盘旋着……

　　我一般不能忍受自己在银幕上的样子，参加开幕式经常是到个场，灯一暗就溜出去，但是《太阳照常升起》属于少有的几个例外之一。我只参与了电影四分之一的工作，很想看到完整的作品。

　　坐在影院里，我被姜文惊人的才华、勇气和野心所震撼——他企图用梦的逻辑，来叙述两代人在“”和“”时代的故事。人做梦时是最本质、最忠诚的自己；在梦里，我们的阴影最黑暗，创造力最狂野；在梦里，我们建筑和拆毁一个又一个的世界，无须对任何人解释；冥冥之中，一切魔幻、荒诞、意味深长。

　　影片的时空是自由和不连贯的，前三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各有一个不期而遇的死亡：1.疯妈（周韵）消失了，她的衣服跟个活人一样顺河流漂向尽头；2.梁老师上吊了，蓝天下他双手插着裤兜，仿佛在微笑；3.疯妈的儿子村长被老唐用击毙了，村长似乎觉得值，因他睡了唐妻（孔维）。第四个故事则是这些人物十八年前对生命的狂欢，对未来的憧憬。

　　的确，是死亡成就了生命。正因为三千多万年前的变形虫、细菌、藻类植物有了死亡的能力，地球上的万物才得以存在。我再次感叹，生命是多么偶然的奇迹——如果大爆炸产生的反物质比物质多一点，如果地球的轨迹离太阳更近一点、或者更远一点，如果你的母亲在另一个夜晚受精……你都不会在这里。所以，就连死亡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你要战胜怎样的赔率，才降落到了人间。

　　十五年过去了，我记忆犹新——那座奇异的村庄，回响着一个女人重复地叫喊着“阿廖沙”的名字；那个空荡、干净的校园，飘荡着“美丽的梭罗河”的歌声；那片戈壁滩上的大雪和星空……

　　闭上眼睛，我依然能够看见电影辉煌的结尾：沙漠上熊熊的篝火，姜文和孔维的婚礼正在狂歌狂舞中举行着，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辉；燃烧的枝叶飞扬在空中，飘向一列行驶中的火车；周韵在上面看着远处沸腾的人群，星星点点的火光向她飘过来；她蹲在火车的蹲坑上，起身时发现大肚子没有了，低头看到坑里飞速向后的轨道，悟到腹中的婴儿从洞里掉下去了。

　　地平线上，列车慢吞吞停了下来；周韵沿着铁道往回狂奔，跑着跑着荒原上长满了绚丽的鲜花；万花丛中的铁轨中央躺着新生的儿子。此刻，太阳升了起来。生命——跟爱与死亡一样，跟日出日落一样——势不可挡。然而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命运，一切终将无法挽回，他们此刻对生命的喜悦和憧憬也因此变得更加壮丽、浪漫、神圣。

　　姜文自己对《太阳照常升起》并不满意，他认为还没有把脑海里的那部电影完美呈现出来。我也往往只看到自己的瑕疵，总觉得我的能力远不及我的雄心。

　　记得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叫《玛莎》的传记，作者德·米勒是一名编舞师，她在一九四三年被聘为音乐剧《俄克拉荷马IM电竞！》的编舞，首映后一夜成名。德·米勒非但不觉春风得意，反而倍感沮丧——评论家和公众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了她呕心沥血的创作，却突然把她认为“只是不错”的一个作品誉为她“绚丽的成功”。

　　一天，她在剧院餐厅遇到伟大的舞者玛莎·葛兰姆，聊起自己的感受。德·米勒说，我在自己的作品里只能看到缺陷和错误，没有满意的时候，难道我永远都得不到满足感了吗？玛莎·葛兰姆说，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满足感，唯有一种神赐的不满和幸福的骚动，驱使我们继续前进，也让我们比其他人更有活力。

　　速度和大数据把所有的传媒压缩得扁平、即时。我们无时无刻不被各种视频画面冲击，它们不请自来，占据我们生命的每个缝隙，但有多少能让我们日后铭刻在心？

　　生活在这样朝不保夕的速度和数据中，叙事——与任何其他艺术一样——也许是人类延缓时间、逃避死亡的途径？那些晦涩的情节或者有趣的题外话，也许都是为了推迟不可避免的结局？如果一条直线是生死之间最短的距离，那叙事应该是一座曲径通幽的迷宫。《太阳照常升起》是我去过的最诱人的迷宫之一，那里时间天长地久，我们不需吝啬，可以悠闲自在地迷失、探索、迂回、发现、思考、隐藏……